（2012年6月29日）
各位亲爱的同学，老师们，家长们：
不久前，2002届的同学组织了毕业十周年返校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毕业于复旦哲学系的聂晓晶校友谈到了学校的一个细节。他说道：“从复旦大门进来，校门右侧的公告栏里，知名的教授和不知名的员工，两张讣告紧挨在一起，没有因为生前在复旦的地位高低、贡献大小而有差别，虽然有些伤感，但令我很感动，复旦是我们的家，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直到生命的终点，无论杰出或是平凡，复旦都以他的博大和包容，平等地看待每一个复旦人，这就是复旦的精神。”
五天前，谷超豪先生不幸离开了我们；近一年来还有章培恒、丁淦林、郑祖康、林克、朱维铮和金重远等诸位先生相继离开了我们；还有是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教职员工离世；尤其是还有学生，在复旦学习期间，因某种原因不幸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一切令人十分悲痛！在今天这个典礼上，我谨代表学校和我们大家，向这些“杰出的”和“平凡的”复旦人表示怀念！因此，我建议大家起立，脱帽，为这些逝者默哀一分钟。默哀毕，请坐下。
请原谅我用如此伤感的这段“引言”来开始我的讲话。复旦，拥有每个时代的大师，老一代大师的离去，意味着新一代大师的成长。我们对他们表示怀念。这些为复旦做过奉献的逝者，使我再一次思考关于“杰出”、“成功”和“平凡”的话题。
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2009年的毕业典礼上，来自西班牙的中文系女性留学生高宝乐代表本科毕业生的发言。她中文水平非常棒，讲得更好。她说：“从今以后我们将踏入社会，不知你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有一点害怕。如今的社会总显得有那么一些功利，社会逼迫着你赚钱、升职，做一个成功的人。然而，所谓的‘成功’背后有多少人真正快乐？有多少人对失落、悲伤的人怀有怜悯？有多少人懂得去爱别人？有多少人到年老时能对这一生所做过的种种选择问心无愧？”这一连串的问题具有世界性，很沉重，而今天我们的毕业生仍然需要面对。
说实话，我们都渴望成功，渴望杰出，但在当今社会上，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成功者”：他们在递给你的名片上印有一摞子的官场、商场和民间组织的头衔，这些都代表着他们复杂的社会角色，令你眼花缭乱。他们往往极具“创造性”地去适应新的环境，他们长袖善舞，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呼风唤雨，所向无敌。用最近《人民日报》评论员张铁的话来描述，他们“工于心计、圆滑世故，一举一动都笼罩着利益的影子；他们把利益当做唯一驱动，原则、信念都可以为了利益让路；他们吃透规则甚至潜规则，善于钻空子、找漏洞达到自身目的”。他们可以称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典型。《人民日报》评论员总结说，这种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不过是为绝对的利己主义，穿上了一件合情合理的外衣。”因此，他们在道德上往往引起争议，但他们也往往得到最丰厚的回报！
然而，对这样的“成功者”，复旦的毕业生，你是羡慕，还是怨恨？
确实，“成功者”都很聪明，甚至聪明得让人眩晕、让人着迷，也让人羡慕。虽然聪明是成为精英的必要素质，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智慧、判断、同情心、尤其是道德感召力等更重要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的极端聪明往往是“精英们”走向腐败的根源，并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甚至，即便是对这种聪明的羡慕和崇拜也是危险的。Christopher Haves在《精英们为何失败？》（《Why Elites Fail？》）一文中警告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你在这种羡慕中追求“出类拔萃”的时候，对这种“聪明”的羡慕和崇拜，将破坏你宝贵的独立思考。因此，这种“羡慕”有害无益，毫无价值。
与这些“成功者”作比较，不少人也会产生怨恨。许纪霖先生认为，怨恨者的心态也是卑微的。他认为，怨恨源自无限的欲望，“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去发泄傲慢，从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补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怜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事实上，怨恨已经使得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并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对更低层的傲慢。显然，这样人格扭曲更不值得我们复旦人去追求。因此，怨恨也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当然要追求成功，要追求卓越，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成功与卓越！
18年前，中文系的陈思和老师、哲学学院的张汝伦老师等四位人文学者的一组“人文精神寻思录”的文章引发了全国人文学术界对这一话题持续两年多的大讨论。18年后，四位学者再次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问题依旧存在，所不同的是更多人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已经导致整个社会的趣味和心态日益粗鄙。陈思和老师认为，“大学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改造人的心灵，让人的良知不断扩大，让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人性化。”同样，我认为，大学就是应当培养具有社会良知的人，使他们成为社会道德下滑的制约因素，为社会的良性循环而努力。这正是我们开展“通识教育”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已经受益于此，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高宝乐同学在当时的发言中谈到，她来复旦听的第一堂课就能让她感受到了复旦教师对文学的热情和对人文的关怀，看到了复旦的精神和理想。复旦有许多这样具有感染力的学者，就像一位同学评论的，“复旦有许多老师都是这么纯粹，在谈到自己专业时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神采，他们坚守的真与善，是复旦气质的本源。”因此，高宝乐同学的建议是，“不要放弃复旦赋予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往后需要我们大家把这种人文关怀和希望带到社会中并传承下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将要面对的世界是复杂的，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神舟”的飞天和“蛟龙”的深潜可以激发我们极大的爱国热情，但官员贪腐、百姓权利被侵、食品安全和就业压力等等，又让我们义愤填膺，深感失望，恨不能把所有的丑恶都一并“掷出窗外”！但是，恰如许纪霖先生所言，“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根脆弱的蜡烛，即使不能照亮别人、照亮周围，也能照亮你的内心，让自己看得起自己。”
许多复旦人确实就是在这样实践着。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身为动容。”
谷超豪先生这首诗，讲述了一名典型的复旦人从最初的学术志趣到坚定的学术追求，从有幸登上三尺讲台到终生视教育为责任和奉献的完整过程。谷先生的人生如此，朱维铮先生、金重远先生等等，都是如此，他们被学生所珍爱、怀念，不仅在于学问的高深，更在于他们崇高的师德。朱维铮先生忍受着肿瘤晚期的剧痛上完最后一堂基础课，金重远先生把他在复旦最后一课的日子看作自己的生日，……。同学们眼中复旦的博大和包容，就是这一位位可敬、可亲的老师，用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演绎出来的！复旦精神，就是由这样的一代代复旦人所铸就，他们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追求！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俗的“成功”一点也不屑，既不羡慕，也不怨恨！
昨天下午，在学校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优秀党员、援藏数年的钟扬教授在他的“生命的高度”的演讲中谈到了他在西藏所发现的一种草本植物，它只有数十公分的高度，远没有高达150米的所谓的美国红杉那样伟岸，但它扎根于海拔6000多米的高原，它能够经受早晚45度的温差，它虽然似乎没有其它的媒介来为它传授花粉，但它却顽强地开花、结果、繁衍后代，它是比美国红杉更为成功的生存竞争者。钟扬教授称其为“生存的先锋者”，它是“成功的奠基者”，它代表了一种“生命的高度”，而且是一种生命的精神的高度。我想，这也是包括钟扬教授在内的所有复旦人应具有的“精神高度”，它足以抵抗任何（无论是“精致的”还是“原始的”）“极端利己主义”的诱惑！
许多校友都曾讲述这样的感受：当你离开复旦，才知道复旦的意义；当你离开复旦，才知道复旦的信仰。今天，你们身穿学士袍坐在这里，期待着拨穗的时刻，也许你们还很难沉下心来想想复旦的意义。但我想你们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会深刻地体验到复旦给你们的东西，复旦的真正意义所在。对自由的校园生活的留恋、对师生之情、同学友谊的怀念、对人生未来的焦虑和憧憬，一遍一遍地提醒着你们：不管是继续深造，还是进入职场，你们都将经历与过去十多年单纯的学习生涯不同的生活阶段，你们即将走进社会。我希望就像有校友所说，复旦的学生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很容易互相认出来，因为复旦人身上拥有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它不仅能够激励自己，相互吸引，也能感染周围的人。复旦人总是能够保持一份淡定和清醒，尽管有时候有人认为这份淡定和清醒常常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但这大概就是复旦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地方！复旦培养的学子，不仅仅不应是“匠人”，更绝对不应是人们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此举行毕业典礼，为今年的毕业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之前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已经各显才智，广泛参与，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驱散离别前的愁绪。请大家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对生活的热情，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家庭也爱社会，爱复旦更爱国家，努力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带着饱满的精神充满信心地迎接新的未来。
大概一个月前的今天，我在中午饭后回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几位正在校园拍照留念的毕业生同学，他们亲切地叫我和他们一起合影，我非常高兴地和他们合了影，拍照后我与他们挥手告别之际，其中一位同学突然大声对我说道：“杨校长，我们一定会为复旦争光添彩的！”作为校长，我能格外地感受到，那声响彻心扉的呼喊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是他们毕业前对他们深爱的精神家园的庄严承诺，使我整个下午都在回味，沉浸在一种愉悦的、难以言表的心情中。在此，我借此同学之言与各位共勉！我们一定会为复旦争光添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