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5时59分，成文武都会准时跨进开往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第一班地铁。
7时30分，成文武和值班医生、护士准时出现在25病区。
值班护士汇报情况：“叶荣，昨天做了化疗，病情稳定；王雪芬（化名），指标平稳……”
成文武静静地听着。从医20多年，他已经把自己的大脑训练成了一台大容量数据储存器。
2004年，医院派遣成文武去美国进修姑息治疗。他发现，在美国，99%的家属在患者离开时，心里都很平静。
这让他想起去美国前，一位老主任的话：“小成啊，你现在去进修晚期了，回来以后如果你能够让那些晚期的病人去世以后，家属不哭，我就佩服你。”
当时，成文武在心里想的是：“这怎么可能？”
应该做得更好
而不是跟着悲伤
早在2000年的时候，做了10年晚期肝癌治疗医生的成文武就开始思考：癌症治疗到底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他最后总结出：最好能延长生命的长度，在长度有限的情况下，就要关注生命的宽度，也就是生活质量。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安详地离去。
“最开始10个人离开了，我的心里很震撼，觉得事情就该是这样；100个人走掉了，我觉得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上千个人从我这里走掉了，我想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做得更好，而不是跟着悲伤。”成文武觉得，“只有医护工作者对着病人微笑，病人才会有机会向我们微笑”。
从2006年开始，他践行美国临终关怀的理念。“到现在，我基本能做到从我这里离去的患者，他们的家属90%以上心里都很平静，没有哭。”
说起临终关怀，成文武用了一个中国式的说法：“真正地以人为本。”他希望社会能为晚期癌症患者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肉体和心灵上的伤痛能够得到安抚”。
患者走后
家属还可以挂号来聊天
成文武说，上海近年每年新增肿瘤患者在4万人左右，80%的患者进入晚期，需要给予止痛、心理安抚等“舒缓疗护”及临终关怀。
2012年2月，上海人秦岭根据癌症晚期父亲辗转求诊的过程，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获得俞正声的回应：争取制度上有所前进。
回想自己求医的过程，黄奇也不胜感慨。他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到处寻求一张床位，他曾托关系找到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但是床位紧张，还是“进不去”。
上海三甲医院面临一个“平均住院天数的考核”，基本都被要求平均控制在10天之内。这项规定导致许多大病晚期患者，不得不在各家医院之间周转。
俞正声回信后，上海市把设立“舒缓疗护”病区提升为政府十大实事工程之一，在17个区(县)的18家社区卫生中心设立了“舒缓疗护”病区，争取在3年之内实现社区卫生中心和二、三级医院全覆盖，为生命只有6个月以内的患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去处，也缓解了大医院的床位压力。
得知《都市快报》是浙江媒体，成文武说：“你们浙江也应该先动起来，条件都挺好的，离上海近，这些理念也能接受。”
2005年，成文武提出：“我们用‘临终关怀’这个词，有的家属觉得刺眼，人还没死呢，你就给人临终啦？后来用‘姑息治疗’呢，人家又会觉得你这不是姑息养奸吗，治疗不够积极。后来我就提出来，把这个翻译成舒缓治疗，同样的意思，病人和家属的感受就很不一样了。”上海市卫生局采纳这个意见。
看到“一人得病，全家套牢”，成文武觉得，不能让家属的心理出现问题，否则又会多一个社会问题。
“这方面我又是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患者走后，如果家属心里还有疙瘩，愿意跟我交流的，可以来看我的门诊，我跟他聊5分钟、10分钟，心里可能会舒坦一些。”他觉得这个方式得到推广的话，医患矛盾也会减少很多。
据成文武统计，大概有30%的家属会来找他交流。
他说，在美国，病人走后，治疗的医生要对这些家属进行为期一年的心理辅导。
曾经有一个患者家属卖了一套别墅，想给成文武200万，要求他一个月之内用掉，以此延长他妻子的生命。
成文武断然回绝了他。“但是我也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我就跟他说客观规律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想不通啊，我每天劝说他，少的时候1个小时，多的时候5个小时，持续了50多天，他才接受了事实。”
光靠医生做不了
志愿者参与临终关怀
成文武曾经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探讨临终关怀的话题。
“节目上有的人就强烈抨击我，说你们医务工作者就应该救死扶伤，只要还活着，就是插满管子延长几个小时，你也得治，这是医生的责任……”
成文武提醒对方：“你们强调患者被救治的权利，但是你们没有尊重患者放弃治疗的权利。”
对方回应：“放弃治疗是假象，家属要弄死他……”
“他们把社会和家属想得太黑暗，这个社会还是有善良存在的”，成文武跟对方争论了半天。
冬天里，每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成文武鼓励家属或者护士带着患者到花园里晒晒太阳，他把这叫做“阳光行动”，患者见到阳光，心情也好了，“临终关怀都体现在细节上。”
叶荣的右手臂上有一个“PICC置管”，需要输液时，只需把输液管与“PICC置管”连接，就能输入患者体内，不需要再次打针，常用于多次化疗等需要经常穿刺的患者。
叶荣的妈妈特别给她织了一件毛衣，在“PICC置管”位置装了一个拉链，每次护士输液时，只需把拉链拉开就可以连接，不用脱衣服，也不用拉袖子，非常便捷。
从专业角度来看，成文武强调临终关怀其实需要各种角色的参与，包括医生、护士、药剂师、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家属，“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来照顾这些晚期病人，光靠医生做不了”。
2006年，两位大学生跑来成文武这边做社会实践。当时有一位晚期患者说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人能把他写的文字整理成书，成文武就跟这两位小姑娘说了这个事。一个多月后，两位小姑娘整理成册了，但是老先生没了，她们就在追思会上，把这本书交给了家属，也算完成了老先生的心愿。
追思会上，家属的感动触动了成文武，他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志愿者的力量，有一次给上海的白领培训儿童的临终关怀，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们都喜欢儿童，他们很可爱。汶川地震之后，你们看领养儿童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领养老人。”
他希望爱心志愿者也能关注一下老人，成文武成功地吸引了22人走进他的科室。“一开始他们热情很高，病房都装不下，第二次就只有10个人了，到了年底只剩下两个人还会来。”
其中一个是黄卫平。在成文武的鼓励下，黄卫平一直坚持到现在，并组织了一个临终关怀的团队：上海手牵手关爱发展中心。
一位参加过临终关怀的志愿者，用一句话表达她的感悟：只愿你曾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
“出院后，我要带着儿子去拍一套写真”
在25病区的走廊里，绿色的枝叶随着走廊蔓延，在另一头的墙上长出了一棵生命树。树上结满了病人对医生的感谢和医生、护士、志愿者对病人的祝福。
一位患者在寄语卡上写道：“你们就像美丽的天使，带给我温暖入微的照顾，祝你们新春快乐。”旁边是护士的回复：“这两个月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看到您终于出院，我们都很高兴。”
叶荣恢复良好，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她把玩了一会摄影记者的相机后，立马让老公代强回家把她的相机拿过来，“我也要开始拍了”。
“我喜欢拍美景。”她把最近在医院里用手机拍摄的腊梅翻出来给记者看。代强去年曾带她去巴厘岛旅游，“她在游泳时，都要拿出相机来拍照”。
“出院后，我要带着儿子去拍一套写真。”这是叶荣出院后的第一个计划。她的儿子如今已经2岁了，他还太小，不知道妈妈得了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