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敏
随着乳腺癌治疗理念的发展，我国的乳腺癌手术方式也逐渐发生着转变。从早期全乳切除术的一骑绝尘，到现今保留乳房手术的崭露头角，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保留乳房手术在我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乳腺癌患者的首要选择。然而，由于中西方患者在观念上的不同，我国接受保乳手术的患者比例仍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在欧美，保乳手术占所有乳腺癌手术的50%以上；在日本和中国香港，保乳手术的比例分别逾40%和30%；而在新加坡这一比例则更是高达70%。目前国内的保乳患者仍较少，我院去年的保乳手术比例约为20%左右，已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这一现状主要源于国人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在中国开展保乳手术可谓相当艰难，而我则有幸见证并亲历了这一过程。
1995年，对许多人来说或许只是生命中不经意的一年，然而对我而言，却是在工作中面临全新考验的一年。那一年，我和老师沈镇宙教授共同完成了我院的第一例乳腺癌保乳手术。
上世纪90年代起，保乳手术已逐渐在欧美国家的临床实践中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我当时是一名胸外科医生，通过阅读文献得知，已有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证实保乳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放疗的总生存率和复发转移率与全乳切除术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同时保乳术可较全乳切除术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为了使更多国内的乳腺癌患者能从保乳术中获益，在确实切除肿瘤的基础上保留住女性自信象征的乳房，我便向老师沈镇宙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我们也有能力且有条件实施这一手术，同时保乳手术必将是乳腺癌手术治疗的大势所趋。沈教授对此大力支持，并与我一同为我院的第一例乳腺癌保乳手术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过程。
由于保乳治疗对术中病理切缘和术后放疗质量的要求极为严格，因此多学科的密切配合是保乳治疗成功的关键。我和沈教授首先便与病理科及放疗科医师反复讨论术中及术后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力求缜密周至。在经过多方面的协调之后，不同学科的临床医师终于就保乳治疗的各个环节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选择合适的保乳患者了。由于是我院第一例保乳手术，为了切实保证手术质量，我们制定了极为严苛的保乳标准，包括肿块的大小、肿块与乳晕的距离、乳房内是否存在其他病灶以及是否存在放疗禁忌等。但是，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之外，其实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则是患者本身的保乳意愿，而这一因素也是最初被我们所忽略的。我们曾与多名符合保乳手术标准的患者进行术前谈话，但都被这些患者及其家属婉言谢绝。而横亘在这些患者及家属面前的障碍则是恐癌和从众心理，他们都误认为保乳手术是“要美不要命”，误认为切除越多则越安全，而且生存率越高，同时也害怕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试验品”。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一位37岁的年轻乳腺癌患者采纳了我们的手术建议，我和沈教授共同为这位患者实施了我院的第一例保乳手术。由于术前准备充分，因此无论是术中切缘的病理检验还是术后放疗的实施执行都异常顺利。而当年这位勇敢接受保乳治疗的患者至今仍然健在，且生活质量良好，所有关于保乳治疗的误解也不攻自破。
如今，保乳手术已成为乳腺癌手术治疗的标准术式。我相信，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人们对保乳的偏见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而保乳手术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其应有的公正评价。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外科主任兼乳腺外科主任）